对中国人来说，有墙的地方才有家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围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繁体“國”字，表现了一个四周城墙围合的地域。围墙在中国人心中不仅关系着家庭的安全与舒适，更关系着家族的兴旺与衰败。

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宅，山西乔家大院，其大院内又分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大院四周全都是封闭式围墙，高三丈有余。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围合”的看重。

住宅封闭模式能在中国占据主流，一方面与封闭的农耕文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城市的起源息息相关。美国夏威夷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缪朴认为：“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取决于帝国政府而不是公民在经济及政治事业上的进取精神。”这导致中国城市居民一般对自己城市的公共事务缺乏参与，更为注重私域空间，体现在住宅上就是四合院这种形式。

封闭大院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时间到了1949年，大批革命成功者从天南海北聚集到北京。除了少数高级干部住进了王府、四合院，大多数人无处立足。于是，大批办公楼、住宅楼在北京旧城的西、北方向出现。

众多大院连成片，各院人数上千至数万人不等，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独一无二。除了中国人传统的围墙文化之外，又受到苏联“大街坊”、“小区”概念的影响。一个大院占地动辄数十上百公顷，形成一个个的独立王国。

军队的机关大院，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据说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

在当时，能住进大院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作家洪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新民周刊》曾采访总后大院子弟姜云诚，他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龙画柱。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7点一直看到凌晨3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

业主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能否调和

有许多人已经论证了实现小区和单位内部道路公共化的合理性，尤其是对活络城市生活的意义。这方面当然还有讨论空间。但是既然这项新规定涉及的是“小区居民”的合法权利，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讨论。

从政策到实施，还需要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出台相关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方案。最为关键的一步是从政策向法律的发展。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符合现有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相关政策;二是如果当前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应该首先制定新的法律，再实施相关政策。

从法律角度分析，首先要分析小区道路使用权属于业主共同所有的权利属性。这里的使用权有两个意涵，一是共同所有的道路，所有业主可以共同使用，不能禁止特定业主使用;二是共同使用权并非完全排他的，也即是并非只归业主使用。业主家属、物业管理人员、外来访客、快递员等等人员也可以使用。但是除业主外，其他人员使用小区道路并非基于使用权，而是基于合理性，完全禁止没必要，也不可能。

但是出于合理性考虑的非排他性使用，是否可以无限扩展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呢?尽管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很容易便可以认定，有限开放和无限开放对使用权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无限开放之下，道路的管理、维护等成本将可能实质性影响小区居民对道路的使用权益。

但这点考虑并不意味着小区道路开放就没有可能性了。财产权利除了和个人利益相关之外，还得考虑公共利益的面向。小区建设时都规定了容积率，房屋的用途也被限定了，这就是出于公共利益限制财产权使用的两个例子。对于小区道路来说，如果地处交通拥堵路段，或是邻近公共交通站点，封闭管理不利于交通疏导的，可以在建设时要求不得封闭。但是这属于建设规划层面的问题，是对使用权的限制，和开放现有小区道路的情况不同。假如要开放现有小区，涉及的是私有财产的征用问题。

假如小区开放了，对小区业主来说，主要付出的是管理和维护成本。因此即使将来要出台相关法律，在必要情况下开放小区道路，也应该首先经小区业主协商同意后，给予管理和维护成本的补偿，或者是用其他公共服务“交换”开放小区道路。

( 作者: 杨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