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报道借一医生之口指出: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可以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评论里一片嘲讽之声。与之前相比,目前中国社会对代孕行为的排斥,除了代孕一直面临的技术、法律、伦理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新问题。
2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报道借一医生之口指出: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可以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评论里一片嘲讽之声。与之前相比,目前中国社会对代孕行为的排斥,除了代孕一直面临的技术、法律、伦理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新问题。
代孕是否合法,计生法未明确作出规定。
代孕是否合法,计生法未明确作出规定。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与此前的草案相比,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相关条款。
当时就有人提出“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否意味着代孕已经合法?但迄今为止官方口径仍是反对代孕,依据是2001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面临诸多法律难题、伦理学冲突(比如人体器官能否“商业化”),确实很难达成共识。但一禁了之是最糟糕的“鸵鸟政策”,因为它无视了不孕不育夫妻和失独家庭的生育权,以及地下代孕市场的混乱。问题就摆在那里,不面对它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从这一层面上说,“适当放开代孕准入”的讨论,本该收获掌声。
但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适当放开代孕”的提议遭到群嘲也在意料之中
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适当放开代孕”的提议会引发群嘲,其实也不令人意外。
全面二孩放开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如人们想象中乐观,“全面二孩生育远低预期”的说法频频见诸报端。2016年12月,全国妇联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虽然“适当放开代孕准入”只是某个医生的一家之言,能否进入法律、公共政策层面探讨还有待观察,但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为了鼓励生育,不惜抬出祭出最具争议的措施,而不考虑一些本该有所作为的领域。
公众更担心的是,无论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个体都无法享有“生育自由”
从限制生育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鼓励生育,这几年风向变化得太快。为鼓励生育,不仅《人民日报》提议为高龄母亲适度放开代孕,就连在春晚上,“鼓励生育”的口号也呼之欲出。
二十几年前,春晚的舞台上,还有《超生游击队》对“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丑化。到了2016年的春晚,小品《真情永驻》的末尾,主持人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妻做一个试管婴儿,丈夫的表态是“不是争取,而是必须!”“要就要俩,双卡双待!”。大年初一央视一套的《欢乐中国人》栏目,包括安徽十姐妹、深圳四胞胎轮番上台,其中含义不言自明。
鼓励生育是基于现实的人口危机。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但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深刻且持久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要想从“只生一个好”再度转换到传统的“多子多福”,需要多长的时间,谁也不知道。
站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角度,官方和人口学家鼓励生育更多是一种宏观考量,也无可厚非,这是各国政府同样头疼的问题。但鼓励生育不能太心急,否则就会忽视生育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自由,政府可以为人们创造生育的便利,但不应变成一种社会总体气氛的裹挟甚至强制。
( 作者: 胡玲玲 )
小编总结
站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角度,官方和人口学家鼓励生育更多是一种宏观考量,也无可厚非,这是各国政府同样头疼的问题。但鼓励生育不能太心急,否则就会忽视生育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自由,政府可以为人们创造生育的便利,但不应变成一种社会总体气氛的裹挟甚至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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